「馬」是最常用來介紹柏拉圖「理型」的動物。哲學家說，當我們談到「馬」的時候，我們指的並不是任何一匹馬，而是馬的概念與類型。在完美的純粹世界裡，存在著馬的理型，一匹永恆且完美的馬。而存在我們這個感官世界的馬，則是因為繼承了馬的理型、映照出馬應有的特質，才被人們辨認、理解為「馬」。從這方面來看，「馬」不只幫助我們辨認出世界上各式各樣的馬，它還幫助我們理解柏拉圖的「理型」。
柏拉圖最大的問題是沒有解釋理型如何產生；當東亞人見到長頸鹿之前，或是歐洲人發現鴨嘴獸之前，他們對這兩個物種的理型從何而來？或許，實際的狀況反而是倒置的：人類並不是以一套固有的、形而上知識系統（如理型）來分辨、詮釋、理解動物。恰恰相反，我們從未真正了解動物；動物從未真正成為人類全然的知識客體。一直以來我們所做的，是透過動物做為想像的媒介而理解人類自身。動物，是人們投射各種理論及情感的標的物；是人類理解自己、理解「什麼是人」的最重要他者；是人類用以建立自己各種知識系統、神話世界、宗教理念、以及倫理體系最基礎且不可或缺的參照。
「倒置理型動物園」以此為主題，展出創作與動物相關的台灣與俄羅斯共七位當代藝術家作品。展覽的目的並不在討論藝術家們如何以不同的方式「詮釋」動物，而更是探討藝術家如何呈現出人們透過動物做為素材，建立或反映人類特定知識、宗教、倫理、以及美學體系。展覽以阿木司團隊的「後生物實驗室」開始，其作品以「低科技（low-tech）」模式，將義肢動物置於凜冽的實驗台上，向人類對動物及自然的干預、操弄、與汙染做最直接的反思與控訴。然而，人造的並不止於環境與其所造成的原生物種生理傷害，這個展覽更要探究的是在認識論層面上，我們對動物所有的認識、所有給予的形象及特徵都是人造的。林沛瑩的「生之曼陀羅」以腦電波儀連接頭部，藉由冥想的腦波操作儀器，在培養皿中滴入細菌。不同菌種在培養皿上幻化成绚麗斑斕的圖案，彷彿佛教藝術當中的曼陀羅。正如此作品所闡述的，大自然及萬物一直是人們理解、或是帶有宗教情懷式地想像宇宙運作的最主要參照謬思。
吳思嶔錄像作品「山羌模仿術」探究台灣原住民的古老狩獵技藝；這些獵人模仿身形嬌小的山羌的習性與體感，在山林追蹤捕捉獵物，是人類借鏡動物、建立傳統技藝及知識的最好例子。姚睿蘭錄像作品「Cleanness is Godliness」，以藝術家在尼泊爾駐村時觀察到的當地居民與動物之間的互動關係，作為創作主題。尼泊爾人敬拜時，將祭品隨意置於神像前或塗抹於神像上，深信前來食用供品的各種生物，如猴、鴿子、蒼蠅等，都是神明的化身。人們總是將神明的形象投射在動物身上，例如埃及的荷魯斯（Horus）與阿努比斯（Anubis）、泰國的哈奴曼（Hanuman）等。這樣的宗教習俗也代表當地人與周遭生物有著更無隔閡的關係。俄羅斯錄像藝術家Marina Fomenko的兩件作品「Morning Milking」與「Morning Calf」，紀錄天未明時牧場的工作情景，以及乍來世上小犢牛掙扎著學會站立的過程。髒汙冷俊的色調及場景、單調無感情的提琴聲，加上集乳機器操作聲與牛群的低嗚，不僅似在質疑機械工業化而缺乏人性的現代畜牧處境，也在與現代資本主義下的人類生存作比擬，遙相呼應近期甚為熱門的新世代用詞「社畜」。
杜韻飛「生殤相」以西方藝術史人物肖像的語彙，為台灣收容所內安樂死的流浪犬拍下生前最後的身影。作品裡擬人化的動物不再令人有趣，反而帶給觀者更多的震憾與不安。這不僅是因為「生殤相」 擬人化的是受人類都市發展伐害最深的流浪犬，更是因為它直接打破了人用以定義人自己的、將自己與動物做區別的肉身界線。張騰遠三件作品「Hello」、「New World」、「Quarantine」則更是在當代語境中，再一次呈現「倒置理型動物園」的展覽主題：動物是人們了解自然、與自然建立關係的重要媒介；這個媒介以一個禽鳥及人類相混的新型物種作為形象，是（因人類藐視大自然而一意孤行所造成的）末日後人類重新與自然連結、建立關係的關鍵橋樑。
如果我們對於動物從未能有一套完整透徹的認識體系，那麼在這個人類世做為熱門詞彙的當下，這個展覽能予以我們的啟示或許是：我們必須接受並擁抱這個知識建構在本質上的限制，並且理解不僅在實際的生存面上，而是在更為形而上的關於「人」的想像與定義、關於神話及宗教理念、關於道德倫理體系，動物一直是人類不可惑缺的終極參照。思及此，我們豈不更應該以更為謙卑及敬畏的心情，反省人類中心主義、重新思考人與動物之間的關係？